接著,李雙澤的出現,更是為民歌開啟了另一種面貌。有別於楊弦的文藝,李雙澤在八九個月的創作中,展現了專屬台灣年輕人的草根性,尤其為好友蔣勳譜曲的《少年中國》更是造成轟動,成為傳唱度極高的歌曲。1977年,金韻獎的開辦,更是讓許多年輕人瘋狂地投入民歌創作,王夢麟、李建復就可說是金韻獎的代表人物。爾後,唱片界的商業介入,無非是更擴大了這些歌手們的舞台。有些人說,這些唱片公司破壞了原本的和諧,自認有錢地強加資源在這些歌手身上,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就是這些資源,讓民歌再接下來幾年能更大鳴大放,給了他們實質的助力,讓更多人聽見,也擴大了聽眾的族群。或許就是這樣的互助,台灣唱片市場的窘境稍被紓解。年輕人漸漸願意相信娛樂界,還是保有一些純粹,而非一味地燈紅酒綠,這更鼓舞了許多有才華的年輕人,一起闖出屬於台灣娛樂市場的大業。
不過,詩要加進曲裡,這件事,確實有難度,就看唱者如何詮釋。金韻獎第一屆獲獎人范廣慧就曾提到,將徐志摩《再別康橋》入進歌裡,就許多面向來看,並不容易,畢竟這故事無人不知,唱者必壓力十足。但對她來說,這些詩句讓她的演唱更有畫面。想像著在河面上、看著夕陽的徐志摩與陸小曼,便能不由自主地投入感情唱進去,更深挖出屬於她自己的情感。而另一位民歌手王海玲則更大膽地挑戰了《偈》,這詩鄭愁予將它寫得晦澀難解,誇張點來說,根本無人能意會。但透過了王海玲美妙的歌聲,歌曲奇蹟似地便得能使人朗朗上口,傳唱度極高,之後更成為當時大家最耳熟能詳的歌曲之一。
隨著時代的推演,到後期的潘越雲、李泰祥、李壽全及張艾嘉等,皆有跟詩人合作的經驗,或者我們說,與詩人合作是每位歌手的嚮往。跟夏宇合作的李泰祥,更是顛覆了作詞作曲者合作方式,為配合當時一次填詞的夏宇,李泰祥重新改曲,只為讓整首歌更順暢,在當時,這可真是個創舉,最後《告別》的成功,也讓大家對他的決定心服口服。
民歌多好,給了現代人們一個回憶,就像個寶盒一樣,每每開啟,觀賞裡頭的絢爛,便捨不得關;民歌多好,給了過往人們一個舞台,我們開始了自己的文化、有了自己的根。透過詩與歌的合作,我們更加認同了這個國家,願意為這塊土地下點功夫,不再只是關心自身的小情小愛,而是鼓勵著,聆聽那一群有思想的青年寫下屬於台灣的,那些詩,那些曲,也給了我們真正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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