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蘇麗媚x廖哲毅： 年輕人，勇敢示範你的想像力

本文轉載自／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

做一件從沒有人做過的事，要怎麼讓人願意拉你一把，贏得支持？

2年前，為了實踐「自己的電影、自己拍、自己賣」，1987 年生的廖哲毅拉著幾十位朋友成立「壹玖八七工作室」，在無人看好情況下拍出的《時下暴力》，不但後來得到了文化部新人組長片輔導金300 萬台幣，更登上台北院線放映，並獲選入金馬影展「台灣製造」單元。

誰說沒經驗就不可能？廖哲毅用毅力和事實給出了答案。

2年多後，這次他再度挑戰自己。即將推出的《釵CHAI PARTY》，取材自經典《紅樓夢》，但形式上卻極其大膽，結合了DJ演出、服裝秀、舞蹈、互動影像與裝置藝術，全新的展演型態，用廖哲毅的話說，是一種「東方版極限震撼」。

難度更高，但比起第一次要靠孤軍奮戰，廖哲毅這回多出一個好戰友，是夢田文創執行長蘇麗媚。無論是作品執行或對外溝通，蘇麗媚都提供了不少珍貴的建議，也是《釵CHAI PARTY》能成功催生的重要推手。

當五年級的蘇麗媚碰上七年級的廖哲毅，兩人擦撞出什麼火花？對想要大膽衝撞的新世代來說，又該如何從更多的世代互助中，爭取到機會和發光之道？

為什麼選擇《釵CHAI PARTY》做為創作主題？你希望藉這項作品傳遞出什麼？

廖哲毅（以下簡稱廖）：我對自己的定位，是一家製作娛樂產品的公司。既然是娛樂，就不應該受任何形式限制，而是我想講個好故事，再從這個故事中找到最適合傳達的形式或媒介。

至於選擇《紅樓夢》的理由，則跟我自已有關。回想大學、高中甚至更早的創作，到後來我拍《時下暴力》，一直都曾被評論者指出：看到《告白》、《牯嶺街殺人事件》或是歐美電影的影子。我開始思考，為什麼我的創作，或是我看到這個世代其他人的創作，總會找到一些別人做過的樣板原型？

在大學戲劇系的學習，多半是西方的經典文本，例如莎士比亞；而中國傳統戲曲課程的比例非常低。當我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樣子的時候，只會不停往外找有趣的形式來拼湊，作品自然變得只是種拼貼。

回顧自己的文化，眾多文本中最勾起我興趣的，就是《紅樓夢》。《紅樓夢》第五章講述賈寶玉經歷太虛幻境，其實很像是現代人逃避現實、縱情聲色的過程。最後書裡告訴我們：這些都不重要，它是虛幻的，無法帶來心靈成長。事實上也是點醒我：以前，我也曾經很追求派對、夜店生活過。《紅樓夢》是洗滌我，幫助我改變價值觀的文本。

而在創作上，如果能把《紅樓夢》變成一場實體活動派對，我相信是講述這個故事最有趣的形式。所以，才決定用劇場結合派對的做法來呈現《釵CHAI PARTY》。

蘇麗媚（以下簡稱蘇）：在夢田文創推動「創作創業」的第一次聚會裏，哲毅最快主動來找我討論。不管是不是《紅樓夢》，至少在他這個年紀，懂得回頭尋找自己的根本，就引起我的注意。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釐清「為什創作要從文化取材」，後來，我才知道哲毅也在閱讀跟創作中被救贖。有時候上一輩留下的作品，年輕一代未必能理解或真正感受。但一旦他們有所領悟，並且能把這個「悟」用他們的語言去分享時，對同世代的影響會比上一代更深。

挑戰一種全新的作品形式，過程中遇到很大的困難嗎？

廖：非常非常大。

產品的製作成本很高，我一開始估計是一千萬。當我決定要做，我就知道在執行和行銷上，會有很大的困難。

因為沒辦法拿任何產品去類比，一開始從說服團隊一起做，就碰到很大的障礙。我必須花很多力氣，找很多參考資料，讓大家相信這件事可行，而且是全新的作品。對外，我雖然準備了完整的簡報，去找不同的長輩、前輩提案，但他們給我的回應都是：第一：怎麼回收？第二：聽完後完全忽略我講的內容，直接把《釵CHAI PARTY》定義成舞台劇。後來碰到蘇執行長，她覺得有趣、可以嘗試，夢田先前做的舞台劇《男言之隱》，也跟劇場有關，才展開合作。

蘇：我一直覺得，台灣年輕一代的創作者，在想像力上偏低。偏低的原因是：第一，就算最初有想像力，也在對外談判的過程中，被很多樣版套進去，直到必須符合社會的某些框架，想像力自然而然就被瓦解。

第二，本身就沒有想像力，所以容易總是走上模仿之路。這兩者都是台灣不需要的。可能因為行業別相近，我還蠻了解哲毅想做的事是什麼。的確，我也覺得要有新的東西出現，才能對想像力做出示範，讓新世代更大膽一點。不然永遠都是空談，因為沒有人敢去做。

面對這些困難，要怎麼克服？

蘇：就是不斷「轉譯」出自己的理念。當創作者要做全新的嘗試，沒有辦法馬上告訴別人那是什麼時，轉譯的工作就特別重要。要用各式各樣的媒材、管道和角度，讓其他人支持你做這件事的「理由」，而不只是「怎麼做」。

曾經有一度，不只是製作團隊，連行銷團隊都非常挫折。整個團隊在不知道該怎麼進行的狀態下，彼此減分而不是互相加分。有一次，我就直接在會議中說：「不管如何，你們就是要相信廖哲毅，唯有你開始相信他，他才有可能。」

比起直線型的人才，這個時代更需要跨界人才。哲毅做的正是跨界、跨業的事，以人為中心，跨派對、劇場、演唱會、時裝，這樣的人才在台灣很少。正因為每個人都是線性思考，一旦有人開始做非線型思考的事，大家會沒有安全感。沒有安全感之後，就不自覺地用抱怨跟質疑去偽裝自己專業的不足。

回頭看這段過程，最大的體會是什麼？

廖：碰到困難時，可能只是一點點衝突，也可能看到有人撞壁或因此離開。懂了這一點後，就比較容易放下。我學會感激一路陪伴我到底的人，也提醒自己：以後要記得回饋他們更多。對於選擇先走的夥伴，也不需要抱持太多情緒。這是我很大的學習。

如果回頭再來一次，我會做更好的溝通。管理這麼大的團隊，大家是陌生的，應該一開始就讓彼此趕快熟悉，建立起更緊密的信任感，不要把我自己變成是唯一的窗口。

另外，是更仔細的組織管理。資訊要即時，減少落差跟溝通解決的時間。

第三，一開始有點過於大膽，對於跟觀眾溝通太有信心，覺得大家應該都能接受新的東西，但實際上沒有這麼容易。前期市場調查、目標溝通上，我應該再做更多的功課，讓未來的回收風險再降低。

蘇：在年輕人改變和衝撞的過程中，我一直很心疼，覺得社會應該給予更多的資源。

雖然中間遇到困難，但我沒有太意外，都是先前預料到的。真要說的話，台灣社會對議題的關注度不夠，偏好的題材還是比較膚淺跟速食，缺乏太多沉澱跟內涵，讓人比較憂心。這跟過往經驗也有關，台灣本來就比較喜歡外來創作，對本土創作的自傲和自信還不夠。

透過夢田跟《釵CHAI PARTY》的合作，也看到一個世代互助、資源和經驗傳承的模式。從這個角度看，兩位可以提供什麼建議？

廖：我為什麼會拍《時下暴力》？就是想成為世代的橋樑。我自己的觀念一直是：如果沒有證明自己的能力到一個狀態能被看見，有什麼資格去要求上一代釋放資源？只要證明了你有能力，自然會有前輩願意拉你一把。

我給其他年輕人的建議是：即便再沒有資源，也要想盡辦法動手做出一個東西，不管是個完整的企劃案，或是前導、小型作品，邀請真正有意合作的前輩來看，並且讓作品呈現時有一定的精緻度跟水準，才可能說服他們。

像我提案時，已有文本大方向，大致設計、以及要做極限震撼的樣子與初衷。對舞台設計也有初步想法，找好了團隊與演員卡司，並不是只有空想的idea而已。

把身段放低，在合作過程中不要說太多話，而是做大量嘗試。前輩給你很多經驗跟建議時，也許是出於我們沒有看見的考量。唯有先試過前輩的建議，同時也做出自己的選擇，才有辦法在當中比較哪一個比較好，更有立場判斷該往什麼方向調整。

蘇：很多人即使跟年輕人合作，還是把他們的東西放進自已希望的框架，這個框架有很多計算與經驗，卻可能是個陷阱，之間經過你的改造、再配合市場的樣貌，原創性就變得很低。

跟我合作，這個問題比較少，我希望原創性能儘量提高。如果年輕人要跟不同的世代合作，當然要盡量了解對方的需要，做好溝通，但自己要保持原創的決心與主張，不可以讓步。

原創的重要性，在於可以不斷延展作品生命，也許《釵CHAI PARTY》這次原創的基底只完成60%，可是足夠了，之後每一次再延展，都能不斷加分。但若是原創性很低，就沒有往後的下一個可能。

這一點，年輕人在拿捏上尤其要掌握好，才能確保在原創的過程中有所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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