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導演曹瑞原　向抗戰世代致意

▲向抗戰時代致敬    圖片來源：許培鴻

曹瑞原的工作室在政大後山的半山腰上，採訪的這天下午，天空灰濛濛溼漉漉的，像是台灣影視圈如今低迷的士氣和困局。

不過，再怎麼殘酷無望的現實灰燼裡，總會有人還不死心地想重燃星火。

曾執導白先勇文學名著《孽子》、《孤戀花》的電視劇導演曹瑞原，第三度改編白先勇作品，即將在公視和Line TV推出新作《一把青》。

三十集、一億八千萬的製作成本，不但創下近年來台灣電視劇的嶄新格局，描述一九四五年後顛沛流離的大時代下，三位空軍女眷的堅韌人性故事，也成為抗戰七十週年的此刻，台灣自己的歷史書寫。

採訪曹瑞原之前，看了《一把青》十分鐘的片花，他的精準加上白先勇的厚實，毫無疑問讓這部戲有了出眾的本事。

曹瑞原一直是華人世界裡能盡得白先勇文字精義的影像創造者。十二年前的《孽子》，曾同時取得藝術性和市場性的成功，不但多次重播，且獲得金鐘獎五項重要大獎。電視劇的改編成就在原著小說前毫不遜色，獲得無數觀眾和文學研究者認同。

時移勢轉，台灣影視產業的崩壞和社會氣氛的改變，都讓《一把青》的製作承受更大壓力。

「其實花那麼多心力拍《一把青》，某種程度上是覺得我們已經被打趴了，甚至是已經絕望了，但還是覺得我們應該要做點什麼，可以讓大家振奮、甚至振作起來，」咖啡還沒泡好，曹瑞原已經從大環境講到拍精緻影集的初衷。那是一個台灣影劇工作者的勇氣與骨氣。

過去三年，在曹瑞原的號召下，編劇黃世鳴將一萬字的原著發展成四十五萬字的劇本；楊謹華、天心、連俞涵、吳慷仁、楊一展、藍鈞天等中生代與新生代演員，在台灣各地和上海、南京搭建的二十七個主場景參與演出。

曹瑞原也邀請十年前《孤戀花》的搭檔、知名唱片製作人陳小霞，再次包辦全劇配樂。而陳小霞所屬的華研國際亦全力動員，由旗下歌手田馥甄和林宥嘉演唱片頭和片尾曲。

完整綿密的規劃和信任，是曹瑞原追求品質的風格與態度。

「《一把青》你不看也沒有關係，因為以後還是會有比它格局更大的製作，但肯定不是台灣拍的。這是台灣人講出台灣的故事，也是我決定要接這部戲的原因，」編劇黃世鳴指出，一般編劇會面臨投資方、電視台、甚至經費上的限制，但曹瑞原為他建構了一個很安全的創作環境，「可能是導演自己對外都先扛了起來吧。」

負責配樂的陳小霞則是形容曹瑞原的說服力「比第四台賣東西還厲害」，「當你遇上從來沒遇過的東西、連自己都沒辦法建立自信時，導演會以全然相信的態度告訴你沒問題。這就是一種可怕的毒藥，會讓你往洞裡跳！」陳小霞說，她很難用一句話來形容《一把青》，因為所有的人生滋味都在這部戲裡。

《一把青》在三年前拿到文化部的高畫質電視節目旗艦型連續劇類六千萬的補助，雖然已是歷年來最高補助金額，但因為各家電視台不願投資，仍然無法彌補龐大的資金缺口。曹瑞原四處籌措，最後在和碩董事長童子賢的大力支持下，戲才順利完成。

近年來不斷關心流行文化議題的童子賢認為，台灣不能在文化上一再被「入超」，「這部戲也是白先勇的小說，我認為反映抗戰七十週年的這一刻，如果台灣連這樣的戲劇都無法成局，那麼台灣的資源配置，尤其是文化資源的配置，一定是有很大的問題、生病了。」除了強調台灣要有自己的文化話語權，童子賢私下非常喜愛曹瑞原十年前拍攝的《孤戀花》，因此極力促成《一把青》。

五十四歲、攝影師出身的曹瑞原，其實和國際知名的電影導演蔡明亮、張作驥算是同一個輩份。從事影像工作近三十年，拍攝過紀錄片、劇情片，甚至導過舞台劇，但一直沒有離開電視圈。

對他而言，電影是影視龍頭，但電視影集是細水長流，它進入每一個家庭的客廳、每個人的電腦和平板，長集數可以讓觀眾看到好的演員、好的表演、人性的故事，是文化底蘊的建立、人民生活品質的表徵，更是他不願棄守的戰場。

他認為影劇作品要能反映導演的生命觀點，而他覺得人其實都是渺小、卑微的，但無論外表、行事風格如何不同，每個人在心裡的底層，都有愛、慈悲與善良。所以曹瑞原的作品裡不管多悲苦蒼涼，都會傳遞出深刻的人性，也是最能打動觀眾的地方。

「從大陸撤退到台灣，屬於《一把青》大時代遷徙、逃難的這一代人，其實就要跟我們告別了。那個時代改變、影響了整個台灣，就是這塊土地上發生的故事，而我們能不能有一部戲，對那個世代做一個回眸與致意？」對曹瑞原而言，拍《一把青》某個部份也像他自己生命的整理。

曹瑞原是本省家庭出身，從小住在彰化員林的日本宿舍裡，父親在他六歲時就過世，擔任國小老師的母親帶著他和三個姐姐生活。

「小時候最常吃的水果是橘子，因為你一撥開有十片，我們五個人剛好一人兩片，」曹瑞原回憶，父母都受日本教育、講日文，上一代因為家產被分掉，對國民黨有很多抱怨。但他家隔壁就住著一戶外省家庭，常和鄰居的兩兄弟玩耍。後來新搬來的外省籍男老師偶爾會送來餃子，「結果後來那個老師自殺了，是白色恐怖嗎？小時候是不懂這些的，只知道老師的電視、腳踏車都充公了。」

曹瑞原從小就喜歡攝影，還曾經把削鉛筆機當成相機、用尼龍繩掛在脖子上出去拍照。在就讀世新廣電系的時期，就進了電視圈，擔任攝影助理，畢業後三個月就得到金鐘獎提名，立刻升任攝影師。本來以為會一路走攝影，後來有一次拍戲被導演罵，一怒之下決定自己幹導演。

「所以你作品裡的鏡頭很乾淨、醇美，是因為你是攝影師出身的緣故嗎？」記者忍不住問他。「我對影像其實有一點潔癖，但那不見得是好事，我也常思索，哪一天我可以拋開這個束縛，更自由去拍，而不會專注在畫面的純淨上，」曹瑞原說，對畫面太執著便可能會喪失一種空氣的、生活的味道，「哈哈哈，拍《孤戀花》的時候很嚴重，不行，要改！」

「那為什麼你一直改編白先勇的作品？除了他作品裡，有你喜歡的人性的幽微？」記者再問他。

「當時代和人性撞擊在一起的時候，會非常吸引我。我覺得白先勇的東西就是有這種元素。」曹瑞原在十二年前拍攝《孽子》，因為他認為當時的台灣社會應該要面對同志族群，同時他也想打破社會對同志的框架與桎梏。

十年前拍攝《孤戀花》，從上海時期的十里洋場，拍到台灣的那卡西文化，是為了挑戰自己能不能拍攝非常女性的主題、處理非常女性的情感。「就像我想挑戰同性戀題材，是因為想去碰觸我生命中觸碰不到的東西，去理解、去深入，然後看能不能把它揉捏出來，這個過程是很吸引我的，」曹瑞原說。

曹瑞原從前拍紀錄片時，曾拿到公路局給的、一個東西橫貫公路開鑿時的黑白影片，「那些十七、八歲跟著國民政府來台的老榮民，在山上徒手拿著鑿子在鑿那麼一大片山地。那時我才二十三歲，我就想著他們的青春、我的青春，是什麼樣的人生讓他們變成那個樣子？是什麼樣的時代讓他們得這個樣子？」曹瑞原深受震撼，他覺得這是台灣共同的過去，一起知道過去才能一起面對未來。

雖然曹瑞原總取笑自己學不會創作者應該有的瀟灑，但在相識十年的夢田文創執行長蘇麗媚眼中，他是一個充滿使命感的承擔者。

「過去三年，我看他眉頭沒有鬆過、身心無一刻不被挑戰。面對著對岸伸手可得的誘惑、多麼容易選擇離開，但他沒有，他撐了過來，」蘇麗媚說，雖然籌拍過程那麼辛苦，但大家都有一種拋不了的不服氣，「台灣有做出好作品的能力與必要。」

結束採訪後，從政大後山搭貓空纜車下山，放晴的天色雖已暗了下來，但山下萬家燈火，而此刻誰又在看著誰的故事？心底突然想起切．格瓦拉的那句名言：「讓我們面對現實，讓我們忠於理想。」

作者：馬岳琳 轉載自：天下雜誌5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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